一、IVF治疗的经历

　　尽管一个周期获得妊娠的几率相对较低，但是很多女性对IVF成功抱有超出现实的期望而开始治疗。这就是Kalbian所谓的“希望故事”：不孕女性坚信生殖医生能帮助她们成功的获得妊娠，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她们就要完全屈从医生的摆布。

　　事实上，很多女性反映，她们在助孕治疗期间感觉处于无法控制状态。助孕治疗期间，她们对医生开出的一些有创性的检查及治疗程序等医嘱，除了遵循外别无选择。她们生活中非常隐私的方面，即生殖，已被医学化了。这一过程的结果，使不孕症妇女感觉出现失去人性。即使成功的获得妊娠，许多不孕妇女回顾性描述她们的助孕治疗是一个身、心痛苦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妇女感到受到“伤害”或“损害”。

　　不孕症治疗也会影响妇女的生活和工作。在治疗周期中，常常要搁置各种社会活动，相当多的女性不能或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此外，频繁的就医使她们工作缺勤。各种治疗的需要也会给夫妻关系带来压力。夫妇双方对不孕症治疗的压力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这造成了他们对是否继续治疗产生意见分歧。不孕症的诊断可能会激发这些妇女强烈的母亲角色缺失感。她们感觉到来自于家庭、朋友、甚至是社会的生育压力。因此，个体的社会背景往往塑造了她们不同的不孕经历。

　　二、IVF治疗对心理的影响

　　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即将开始IVF治疗的女性比对照人群更加焦虑，尽管一些研究未发现有差异。不孕症治疗期间，女性往往有焦虑症状，尤其是在取卵时及妊娠试验检测前。尽管在IVF治疗时男方也像女性一样，有同样的情绪反应，但他们的情绪通常会轻些。

　　大部分女性对IVF治疗失败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好，但是文献报道仍然有25%以上的女性在IVF治疗失败后出现临床诊断水平的抑郁症。在IVF治疗妊娠后，负性情绪往往消失，这表明IVF相关的抑郁症是由不能妊娠而造成的，而不是治疗本身引起的。然而，IVF治疗本身也会使女性出现心理问题。

　　三、忧虑与IVF结局

　　从病因学来说，通常认为心理问题对生育有不良的影响。这种观念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心理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不孕是不孕症女性无意识的冲突的结果，包括对母亲角色和性的恐惧。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生物医学角度观察不孕和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的不孕症全心理性模式，已经成为主要的观点。尽管目前大多数学者反对不孕症全心理模式，这一模式的修改版本在IVF研究中仍然很流行。应激循环模式提出不孕症可以导致忧虑，忧虑对妊娠几率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忧虑通过应激相关激素或免疫机制，调节T细胞活性，直接影响IVF妊娠结局。忧虑也通过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吸烟及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对IVF结局产生间接影响。

　　尽管IVF治疗会增加忧虑，但是忧虑与IVF妊娠结局的关系仍不能肯定。近期Boivin等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忧虑对早孕试验阳性的几率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持续妊娠率或活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在治疗前感觉愤怒、抑郁、不确定性和/或焦虑等负性情绪较少的女性，比有中等程度负性情绪反应的女性，第一次IVF/ICSI周期获得足月活产的几率小。然而，因为大多数参与研究的女性没有达到抑郁或焦虑的临床诊断标准，该结果不能排除有严重的忧虑情绪的患者比中等程度者的IVF结局更差。我们并不是首次发现忧虑情绪与IVF结局呈正相关的。很明显，患者的忧虑情绪与IVF的成功率可能呈曲线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

　　有人可能会争议说，有一些忧虑情绪的人会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极低程度的忧虑情绪也许反映的是对IVF治疗所产生的负性情绪的有意识的压抑。

　　总之，忧虑情绪与IVF成功率的相关性似乎要比传统的观点复杂的多。通俗的观点认为忧虑情绪与IVF结局呈负相关，并可能导致IVF治疗未妊娠患者的羞耻感和内疚感。医生应该在患者中进一步探究这些观点并再次确认IVF治疗前、治疗中的忧虑情绪对活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IVF治疗中的心理咨询

　　当今认为心理问题是对不孕症有影响而不是导致不孕的原因。自19世纪80年代不孕症的心理后果模式已经普及，不孕领域的专业人士们向有生育问题的夫妇推荐心理咨询。不孕症的心理咨询帮助患者探索、理解和处理不孕症及不孕症治疗相关问题。

　　根据英国人类生殖和胚胎机构的临床指南，在不孕症治疗过程中，咨询有明确的任务。一个心理咨询师可帮助夫妇收集和理解做不孕治疗决策需要的相关信息，以及这些决定对情感和社会的影响，如进行含义和决策咨询。

　　当IVF治疗引发患者的忧虑情绪时，心理咨询师应该提供卵神支持，以帮助他们积极应对治疗中的紧张情绪，如支持咨询服务。当需要解决关于不孕症或治疗的具体问题时，应该提供治疗咨询。尽管许多开始IVF治疗的夫妇欢迎接受一些形式的心理咨询，但缺乏阐明这个群体心理干预有效性的研究。

　　我们观察了对首次行IVF周期治疗的夫妇双方进行的心理咨询干预的效果。在既往研究提示的压力最大的时期，即第一次周期治疗开始前、等待IVF治疗结果期间，对夫妇双方进行心理咨询，并在完成首次周期治疗后进行再次咨询。不孕夫妇被随机分为两组：接受心理咨询和不接收受心理咨询组。接受心理咨询的夫妇以经验性的心理治疗原则一致，主要关注个体与他人的相处方式。

　　与既往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咨询干预对首次IVF治疗周期女性忧虑情绪的程度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并且，心理咨询对IVF治疗的男方忧虑也无效。行妊娠试验检测时，额外接受心理咨询的女性要比仅接受常规治疗的女性负性情绪少，这也就提示心理咨询干预可减少女性对于IVF成功率不现实的幻想。

　　有趣的是，被邀请参与研究的许多不孕夫妇并没有表达为减少IVF治疗中的忧虑而寻求心理咨询的任何需求。而且，大多数女性参与者在首次IVF周期治疗期间并没有出现临床典型的忧虑心理。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不倾向对首次IVF周期治疗的所有夫妇进行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可能对首次IVF治疗周期开始时就有较高程度忧虑情绪的夫妇更有益。今后研究的目标应该定位于识别治疗期间容易产生忧虑情绪的夫妇。

　　关注于信息提供及技能培训的教育干预比关注于情感表达和情感支持的咨询干预更能使不孕夫妇产生积极的改变。与咨询干预相比，教育干预常常采取更多人数的团体性多期授课形式。这些特点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干预比心理咨询对人们的健康有益。但是Hämmerli等的荟萃分析认为心理干预对不孕患者的精神健康没有影响，但它可能会增加妊娠率，可能是通过影响被打乱的性行为而发挥作用。因此，应该考虑可选择减轻IVF治疗相关的忧虑，如以乐观的医患间的日常交流为目标的简易干预。